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怎么搞？党组织应当选用什么样的人？反腐败怎么搞？这几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干部就会受到打击。晋江假药案是整项南的。因为项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坚决。“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假药是银耳做的，不能治病，但无害。用银耳做假药是不好，但打击这么重，闹得省委书记项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12月出现了全国性的学潮。耀邦还是想按照1985年处理学潮的办法，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1987年1月，通过“生活会”这种方式把耀邦赶下了台。
批评耀邦七个半天生活会，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陈云作了发言。我参加了这个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余秋里。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就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材，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这个会，至于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胡耀邦下台后我就下台了。1月28日，邓力群带着王忍之到中宣部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我在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紧接着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朱厚泽离开中宣部以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席（主席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厚泽向我介绍了他到全总上任前赵紫阳和他的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一年多以后，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10万元。这件事是经倪志福同意的，在清查的时候，朱厚泽承担了全部责任，当然也就离开了全总的领导岗位。
“四种试验”和“五个一般”
朱厚泽知道我一直研究改革的历史。他说，研究中国改革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只看这二十年，要放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大框架上分析。他说：
在20世纪初，列宁说的那些问题是存在的。矛盾，冲突，战争，动乱。自由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危机，怎么得了？为解决这些危机，世界上出现了种种思潮、种种实践。归纳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实践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有三条：一是政治上否定公民的宪法自由，反对议会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二是在经济上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三是文化上否定人权，反对人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希特勒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政治出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并不是像电影中所表现的那种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