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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下台是被谁“解决”了?

2014-04-15 12:00:45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
摘要: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

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的是朱厚泽。

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1987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藏书丰富,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1958-1962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在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从而被广泛传播。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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