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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镇”保定:现代化风雨中的兴与衰

2014-03-28 10:01:13 来源: 城视网 作者:
摘要:历史上,保定从宋辽对峙的时代开始成为军事重镇,直到清末在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留驻保定时,政治地位又达到高峰,后来政治经济地位虽不复存在,但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近现代工商业大环境的发展,才在近代直隶(河北省)的城市布局中衰落。

一则“京津冀三地已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首选地”的新闻,将这个河北省中部的军事重镇推至舆论焦点,尽管这一消息未得到证实。历史上,保定从宋辽对峙的时代开始成为军事重镇,直到清末在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留驻保定时,政治地位又达到高峰,后来政治经济地位虽不复存在,但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直到近现代工商业大环境的发展,才在近代直隶(河北省)的城市布局中衰落。

今日保定,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就是直隶总督府。作为清代直隶省的首府、直隶总督及后来北洋大臣的驻地,保定曾有过光鲜的历史的地位。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因为非沿海的地理劣势,保定注定了告别风光地位的命运。但是几任直隶总督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也依然在这里留下了现代化的足迹。

保定之兴,缘于其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上说,保定位于河北平原的中部,“临城四野,地势坦平”,恰好处于太行山与华北东部淀泊之间的束腰地带,从而造成其“北控三关,南通九省,重山西峙,群川东汇”的险要形势。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旦越过燕山、长城,攻取北京一带后,继续向南进入中原,首先就要面对保定。反过来说,南方的军队要进攻北京这样的要地,那么也首先要攻占保定。于是,保定成为拱卫中原的重要前线要塞。

鸦片战争前政治地位不断提升

保定第一次作为军事重镇,是在宋辽对峙时代。宋朝失去了幽云十六州,以河北作为防御辽国的第一道军事前线。将清苑县改为保塞军,后又升为保州,与雄州、霸州等地,形成一道由西南到东北的边防联线。淳化三年(992),派李继宣知保州,“筑城关,浚外壕,萁营舍千五百区”,造船 200 艘,入鸡距泉以运粮,可见保州当时驻军数量十分可观。

对于定都北京的政权来说,保定更加重要,相当于南面门户。自蒙元以降,因为北京逐渐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所以过去作为军事要塞的保定,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元朝时首次出现“保定”这个地名,取“保卫大都(即元朝首都北京),安定天下”之意。保定路直辖八县七州,发展为冀中地区的政治中心。

而进入清代,由于成为直隶行省的首府,保定的政治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清朝行省,以直隶最为重要,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曾如是说过:“直隶为各省领袖,屏蔽京师。自五口通商,特设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式较他省为要,体制亦较他省为崇。”(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顺治初年,直隶巡抚设在保定,后又一度迁至正定。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又从正定移回保定,雍正二年(1724),直隶巡抚改为直隶总督。以保定为省会的直隶治域虽然调整,大体上下辖十一府、三厅、六州:顺天府、永平府、正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承德府、宣化府、天津府和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及遵化州、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

在鸦片战争之前,保定的政治地位由于这里是直隶总督的驻地而不断提升,雍正七年(1729),保定建立直隶总督衙署。在乾隆十四年,清政府下令直隶总督兼管河道总督事,咸丰十年(1860)清廷又赋予直隶总督兼管长芦盐政的权力,长芦盐区范围包括北至山海关,南至黄骅盐场的直隶沿海地区,可谓重要的财权。保定还有专门办理某一事务的官署,如布政使、按察使、学政和管理清河道的河务衙门也驻于此。乾隆十二年(1747)还开设保直局,成为直隶唯一的铸币机构,82年间铸造制钱442万余串。很长一段时间里,保定府在直隶的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北京所在的顺天府。

华北大镇的地位也体现在清代保定的城市布局上,全城以钟楼、大慈阁、奎应楼、鼓楼等高大建筑为中心,古城中部多为署衙,如总督府、道衙、州署、府衙、县署、大宁都司署、参将署、监军署、总管府等。由于作为直隶省首府,保定官署众多,号称七十二署衙,另外,保定既然是政治中心,也少不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机构。明清两代,保定的儒学教育一直比较发达,3 所官学(府学、卫学、县学)同时并立保定城内,达几百年之久。另有社学 26 所,义学 30 所。此外,明嘉靖十年(1531),保定建二程书院,(后改为金台书院)。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万卷楼的基础上,兴建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在北方有重要的地位,向称“北方之冠”,保定发展成为首都北京的首位文化辅助城市。另外保定还有寺庙 80 余处,当时的保定城有“三步一桥,五步一庙”之说。

洋务派的现代化冲动

鸦片战争后,由于沿海地区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天津的崛起,保定在华北、在直隶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但三位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留驻保定,也给这里带来了现代化的新风。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之久,近现代赫赫有名的北洋集团从此发源。山东、直隶是北洋集团的大本营,北洋集团也首先在这两个地区推行早期现代化。尤其是直隶的早期现代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直隶的现代化自然少不了首府保定,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募资筹款购置西方机器,在保定东门外设军械所并建有八腊庙子弹制造厂,是为保定兴办近代工厂的发端。同时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法兴办民用工业。同治九年(1870),为刻印《箭辅通志》,在保定建官刻印书局,有二百余名工人,为直隶省较大的印书局。光绪十五年(1885),保定至天津的有线电报线路竣工通报,此后北洋电报官局在保定设分局,局址在北大街城门内路西,还架设了由保定至西安的线路。光绪二十年(1894),李鸿章奏请推广机器织布,建华盛机器织布总厂,另设十个分厂。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开始筹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通车,同年修建保定车站,保定城一向西扩展突破旧城关。

袁世凯取代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后,将直隶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直隶新政已经成为清末新政的样板,为各省所效法,“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甘厚慈:《北洋公犊类纂续编·序》),“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北洋新政指导、推动、影响着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

由于保定地处内陆,不通洋务,在发展工商业方面有一些先天的不足。然而作为直隶首府,保定还是在农业、警政和军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02年,袁世凯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力排众议,于保定设立全国成立最早的省级农业行政机关农务总局,派黄憬管理局务,聘请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来直隶考求种植之法”。 光绪三十二年,在保定西关农事试验场,还举行了首届农产品评会,展品为省垣附近各县绅民所有各项农产品及各项农产制造类如线布、草帽辫、烟、油、糖、酒、纸、筐、篮等,还有药材、树木及各种新式农具,根据品评优劣,评选出最优奖1人,一等奖7人,二等奖4人,三等奖70人,并分别给予奖励。此次农产品评会,除官绅外,农民赴会者200余人,参展的许多新式农具引起了农民的极大兴趣,“农民闻所未闻,欢欣鼓舞,莫可明言”。农务局还附设农务学堂一所,以培养农业方面的专门人才。这所学堂沿袭至今,即今天的河北农业大学。

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起源地

相比于农业,更加重要的则是警政。保定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摇篮。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设立都统衙门进行通知。《辛丑条约》中有两条规定:一、为避免驻津各国军队与中国士兵相撞滋事,“故拟由中国国家禁止华兵距驻扎天津之军队二十华里内前进或屯扎”;二、允许“直督设立警察勇一队”。也就是说一方面,剥夺了中国在天津驻军的权力,另一方面,允许中国在天津部署警察。

作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急欲收回天津主权,但在最重要的驻军权上受到条约的钳制。他却利用第二条规定,争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建立警察,然后由中国警察进驻天津。

尽管这是一个暗度陈仓式的计策,但中国现代化警察制度的建立,却是一项严肃的工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袁世凯委派候补道员赵秉钧,在警务顾问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的帮助下,拟定警务章程。同月就在直隶省会保定设立巡警,并建立警务总局,以赵秉钧为总办。总局下设五个分局,即在东、西、南、北四街冲要地方各设一局。因事属草创,保定警务局内部组织比较简单。总局内设有总办、提调兼发审、正副文案、收支、考功、卫生、除秽、书办等职。五分局设巡官各一员,巡井、巡记各一员,巡长各四名,正副巡目各八名,巡兵各六十四名。巡兵统于巡长,巡长统于巡弃,巡弃统于巡官,巡官则归总局管辖,总办统辖全局。

创办巡警的同时还建立了保定警务学堂。该学堂主要以培训在职警员为主,按照军人标准招募。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学生,规定“不论文武,不论班次,凡有年力富强,文理通顺之员,愿入学者到局名,查看合格后,准试行七日,再行登册。”官学生额设三十员,以三个月毕业,毕业后即可派委巡警官长。另一种是兵学生,即前所创办的保定警务局巡兵,分五班培训。兵学生学级分为三等,即初等、中等、高等。初等课程三个月毕业,中等课程和高等课程均两个月毕业。学堂诸务均由保定警务局总办兼理,设提调一员以资佐理。学堂所募教习比较少,只有警务总教习、帮教习、口授警法教习、操法教习等几名教习。另外还设有洋文翻译一员。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清政府从“都统衙门”手中收回了天津,暂驻保定的3000名巡警也随同到达天津。袁世凯以其中的1500名巡警留津驻扎,在天津金汤桥西设立总局,是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以曹嘉祥为首任总办。其余的1500名巡警则分设于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处,由大沽、山永两协副将及北塘游击就近统辖,是为天津北段巡警总局。总局设在天津县城河北贾家口,以段芝贵为总办。

除巡警外,中国最早的骑警(马巡)、水警(水巡)等都起源于保定。消防警察保定也是随天津之后即有。更重要的是,保定巡警局设立后,袁世凯决定让巡警“兼理民间词讼”。后又将巡警局审理案件这一措施逐步制度化,在巡警局内设立民事裁判所,专理民事纠纷,由总、副监在局审判。审判时,“局员旁坐观审,不跪厅,不施刑,传唤带审均用巡兵,不设书吏、差役”。审判方式已与西方接近,这是袁世凯在直隶实行司法改革的最早尝试,也是我国司法程序向近代转变的最早记载。

在军事上,袁世凯在直隶练新军,这支以北洋六镇为核心的新式军队后来演化为北洋军阀。尽管练兵之处是在天津小站。但是北洋六镇中,第一镇和第二镇都长期以保定为训练基地和驻地。在武昌起义爆发时,驻扎保定是北洋军的第六镇。另外,保定还拥有一系列军事院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保定创办的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宪兵学堂,其课程中还附有侦探一门。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扩建为后来赫赫有名保定军官学堂。从北洋军学堂算起,保定训练了接近一万名军官,当中超过1600人获得将军的衔头。另外,保定按照日本体制,还有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兽医的军医学堂,辛亥革命后被改组定名为陆军兽医学校。

尽管后来保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复存在,但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1916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其军队在第三镇的基础上发展到几十万人,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保定成为直系军阀的大本营,曹锟在此发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控制了北京政府。1924年北京政变后,吴佩孚、张学良又先后设总部于保定,保定继续驻有重兵。

附:变局中的城市命运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为京畿重地的保定也脱离不了被裹挟其中的命运。最终,“洋务”压倒了一切,由于近代天津占据着沿海等优势地位,迅速崛起,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天津,相反保定则衰落了。可以说,保定因为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而兴盛,也因为近代国家的力量体现从战马转移到了战舰、工商业等而衰落。

保定衰落,要从直隶总督的“兼职”谈起,从李鸿章开始,直隶总督兼任三口(营口、牛庄和天津)通商大臣成为定制。所谓三口通商大臣,类似于南方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相当于早期北部中国外事的主管大臣。此体制最终发展到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南北分治惯例。

直隶总督要管洋务,整天呆在内陆的保定很不方便,而既临海又近北京的天津则成为一个绝佳的驻地。天津拥有极为适合发展工商业和港口的地理优势。天津地处华北平原的海河水系,海河水系流域面积达 22 万平方公里,上游较大的河流有 300 多条,整个海河水系的分布像一把蒲扇,天津位于蒲扇的把端,所以天津有“九河下梢”之称。众多河流汇集于此,使天津得天独厚地成为华北平原河、海交通的枢纽,北京的水上门户。天津从金代的军事堡垒,经数百年的发展成为国际性大商埠,即源于此优越的地理位置。

1870年,清廷发布上谕对直隶总督做出指示:“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这就确定了直隶总督保定、天津两地轮驻制,实际上就是直隶省的双省会制。而“长驻津郡”,“如遇天津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等则明确指出直隶总督“驻津优先于驻保”,“驻津优先制”高于“两地轮驻制”。

实际上,直隶总督往往因洋务日繁,海防事重,“遂终岁驻此,不复回驻保定”。这样,直隶总督参与外交局面的形成使天津成为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中心。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则让保定失去了繁荣的钥匙。

庚子事变中,天津、保定两地均被八国联军攻占,其中保定被占领时间较短,天津则被统治近两年。袁世凯任直督之初,只能在保定办公,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天津才正式收回管辖,袁世凯遂移督于此。省会作为一省首善之区,各省发展经济都是以省会为中心,像直隶这种“双省会制”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未有出现,于是直隶经济建设就有“双中心”的特点。

袁世凯在天津管理外交、练兵,委派周学熙兴办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让天津的地位不断加强。天津,“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相反保定则不断衰落,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很多官僚眷属迁居北京和天津,保定人口也开始减少,到 1900 年只有 10 万人。到 1913 年,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而保定则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先是裁撤县治,保留府衙,不久又废掉府治,仅留县制,“昔日大都会遂为寻常县治矣”。

不但政治地位下降,在代表现代化指标最重要的工商业上,保定也严重落后于天津。1901年到1907年,直隶创办了新式工商业企业30家,其中天津最多,有16家,过半,北京也有7家,滦州、唐山、张北等地也有。唯独作为省会的保定,一家都没有。可以说,既没有矿产,也没有港口,是保定发展现代经济的天然弱势。

保定的衰落无法遏止,人口从20世纪初的 10 万人减少到1928年的 7.8 万人。废保定府的同年,置范阳道(1914 年又改保定道),治保定,辖原保定府、正定府、和定、易、深三州,辖区 40 县。这样一来,保定由省会下降为地方政治中心,而天津则上升为直隶省省会,成为直隶的政治中心。虽然后来河北建省,省会几度变迁,但天津具有强大的近代工商业支撑,成为连接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蒙古与世界的纽带,虽然河北省会一度迁回保定,也没能改变保定政治地位的颓势。

保定政治地位的下降,给保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地位的持续低迷、文化地位的降低、人口的减少、吸收投资的困难等,使保定在近代直隶(河北省)的城市布局中衰落了。因为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会贯通,让一个新的地方——石家庄迅速崛起,这更加剧了保定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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