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宣传中的琦善形象：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的汉奸
琦善在一般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可以用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叙述来概括“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
实际上，就连琦善同时的清朝人，对此也持有相似的看法：
当时人眼中的琦善：首先示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曾试图重新起用琦善，但遭到反对。江南道监察御史陈庆镛奏陈起用琦善和奕经等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陈是以民意代表出现的。该奏折用词之激烈，反映出民意愤慨的程度：认为“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窜”，都是由于琦善在“逆夷入寇之时，首先示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今海内麋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尤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更何论重新起用。战争结束后，一方面是以重大让步换得中外和局；另一方面是战败的屈辱和愤怒的民族情绪。在这两种语境中，对琦善便有了截然不同的评判。一方面是舆论中的正统评价，另一方面，是历史研究。
“正统评价”中的琦善：投降卖国私割香港的民族罪人
所谓“正统评判”是指鸦片战争结束以来有关琦善评价的主流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存在各类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中，并与一般民众的情绪和观念相互影响，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茅海建总结当时人的描述和后来研究者给琦善罗列的四大罪名是：“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核心就是“卖国罪名”。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历史研究视角中的琦善并非如此。
历史研究中的琦善：有眼光有想法但无法摆脱传统的务实旧官僚
从琦善本心上看，他没有恶意卖国的动机和行为。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和策略达到驱逐外夷的目的，至少是能减轻损失，寄希望于将来，琦善本人的确已意识到中国面临种种危险，且外夷来华问题的性质似乎已不同以往，但这种认识囿于时代背景和个人智识的缺乏。琦善虽有部分能探知新时代的敏锐触角，但是在政治才能和外交智慧却未突破封建传统智识的藩篱，导致其目光的前瞻性和视野的广阔性受到限制。就爱国热忱而言，琦善并不输于林则徐或当时的其它爱国士大夫及官员，在他的奏折、言行中，也时时体现了自己对国家前途和战争形势的忧心忡忡，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离初衷失之甚远。
既然如此，对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究竟该如何认识呢？
琦善反对开战的原因：他是当时唯一知己知彼的清朝官僚
琦善是否畏葸我不敢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同样的话，他可能也给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正如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确是客观理性之言。但是总有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军事力量及组织技术等现代化因素，而把导致战争的失败因素扣到琦善的主抚上。我认为，琦善不但有知彼功夫，还很有知己功夫。他给道光的这种“不欺饰”的汇报，谁能说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天朝当时的国情呢？
是事实求是还是懦弱畏敌，我们应当看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事实是，当时的确如琦善认识的那样，清军其实没有任何胜机。
鸦片战争的残酷事实：中英军事差距大无战胜可能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双方的军事水准，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就是16世纪对付19世纪，冷兵器对付热兵器。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体制的合力有关。清政府拿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经济、中世纪的文化来对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军队、近代化的经济、近代化的文化，时间上讲，那是过去对抗未来；空间上讲，那是寡人对抗群雄，还幻想前者战败后者，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而琦善一向被诟病的虎门之战拒不增援关天培，实际上也是一桩冤案。茅海建先生在其研究中就已指出了。
虎门之战琦善恪尽职守：战败非其责任换谁也没用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就军事学术而言，虎门此时再增加兵勇已经毫无意义。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强弱、战术水准高下决定的。
难能可贵的是，琦善还在战时一改清朝官场普遍扬胜讳败，隐匿实情的痼疾，想皇帝报告当时真实的军事实力对比。对远坐在紫禁城里看“态度”的道光，琦善尽可能提供自己所知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