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目标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其实都是为了强化领袖个人手中的权力。
核心提示：运动的主要动机是意识形态上的。一方面，通过分化红卫兵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继续革命，发起一场新的运动来阻止社会趋向稳定。
本文摘自：《青年时报》2014年1月12日第A13版，作者：翁一 范典，原题为：《研究知青史是我的使命》
潘鸣啸，一个在清华大学做了近三年访问学者的法国人，因研究中国40多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为学界、媒体乃至普通人所关注。过去三年里，潘鸣啸走南闯北、鼓吹呼号，用他那日渐标准的汉语唤醒国人对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的记忆。
上个月，潘鸣啸在上海参加了一个有关知青的座谈会，具体谈了云南、新疆知青的返城问题，这篇学术文章也会尽快发表。而他在清华大学的合同即将到期，访问学者生涯也就此告一段落。下个月，他将暂别中国。
01“中国失落一代”的定义
翁：作为一名外国人，您何以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产生兴趣，并就此走上了知青研究的学术道路？
潘：作为知青的同代人，那个时候的西方大学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我们当年都是“左派”。我个人曾在巴黎参与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以说我当过法国的红卫兵。不过，我没当过“毛派”，因为我觉得“文革”时期对领袖的崇拜是与马列主义不符的。但是，我一直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感兴趣。
因在香港认识了一批从广东省偷渡来的知青（上世纪70年代知青逃港潮与大饥荒时期的逃港潮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我放弃了原来关于当代儒学再评价的研究，转而将上山下乡运动列为我的论文课题。于是，在香港半工半读的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这一学术研究历程，知青访谈，阅读大陆公开发表的文字、西方学者的评论等等，直到2010年《失落的一代》最终付梓出版，也算对知青研究暂告一段落。
翁：您为何将知青一代称作“失落的一代”？与西方一战后成长起来的“迷惘一代”有何相似之处？
潘：知青这代人具有两重性：既是“失落的一代”又是“思考的一代”。如同经历过一种“屠宰场”生活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对童年时期学到的价值观，已失去了幻想，也不再守信。他们曾被美丽的言辞所欺骗，又为自己的天真清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失去理想而带来的空虚感使某些人采取了愤世嫉俗的犬儒式人生态度，同时也使另一些人萌生心愿去寻找更有说服力的价值观。
称之为“失落的一代”，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机会，所以也是“被耽误的一代”。“文革”结束后，形势严峻，百废待兴，政府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个转向就是把教育水平和毕业文凭提升到了社会评价的第一位。如此一来，当年“读书无用论”的耽误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致命的。1977年恢复高考，不少知青千方百计重新投入学习，但只有一小部分能上大学。而更多的人选择了夜大或电大。他们以无比坚定的毅力，部分成功地挽回了被耽误的时间。如今，知青一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实中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