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南京市湖南路，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突然响起三声震耳的枪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应声倒地。行刺者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名义入场的徐州铜山籍志士孙凤鸣，其行刺后亦中枪被擒，次日身亡。
在徐州市铜山区的档案馆内，保存着各种相关历史资料。其中有孙凤鸣后人与当时刺汪事件的组织者与唯一幸存者——华克之关于此事件的书信往来。多封书信揭开了当时刺汪隐情。
刺汪枪手之孙
现住徐州铜山
在徐州市铜山区的档案馆里，有一支美国制造的51型派克金笔，还有厚厚的一沓书信。
这支金笔就是当时刺杀汪精卫的志士孙凤鸣，担任晨光通讯社记者时的贴身之物，也是其惟一遗物。在收入档案馆之前，这笔属于铜山区黄集镇小合子村的村民孙大林，他的祖父就是刺杀汪精卫的孙凤鸣。孙大林现已年过六旬，他对记者说，这支笔是华克之转交自己的。华克之就是当年晨光通讯社的创办人，刺汪事件的指导者、刺杀汪精卫组织中的唯一幸存者。事实上这支笔是孙凤鸣加入通讯社时，华克之送给孙凤鸣的，孙凤鸣又在刺杀汪精卫当天临行前将这支钢笔交予华克之。
而那多封珍贵的书信，则是孙凤鸣去世后，其孙孙大林与刺汪的幸存者华克之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还原了一个“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史实。
扬子晚报记者在铜山区档案馆诸多资料中见到了刺汪当天的新闻报道。当时正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礼毕后，众人在第一会议厅门口摄影，就在此时发生了刺杀。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在摄影时他趁着人员拥挤秩序混乱，开枪击中汪精卫。由于很多媒体都在现场，包括《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中央社》等各家媒体记者均以目击者的身份作了详尽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汪精卫三枪全中。其中，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的脊椎骨上，惨叫声中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大乱。中委张继拦腰抱住孙凤鸣，张学良将他手中的枪踢落，汪精卫的卫兵还击，孙凤鸣当场中枪被擒。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汪精卫在九年之后的1944年，因孙凤鸣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弹中毒，死于日本名古屋。
刺汪事件全景呈现
刺杀行动前后共有三次
据孙大林介绍，在刺杀行动之前，婚后无儿女的孙凤鸣将从大哥那里过继而来的儿子(即孙大林的父亲)，送到香港避难。
在华克之信中，他对孙凤鸣的后人说，你爷爷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刺杀汪精卫的。在他被击倒后，士兵从他身上只搜出六角毫洋和可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炮一枚，看样子是服用后多下来的一枚，说明他早有求死之决心。
孙大林也经常在信中与华克之进行交流。在1987年的一封信中，华克之与孙大林说起了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的行刺目标是国民党政要，前后共三次。
第一次是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当时孙凤鸣第一次携枪采访，由于人群拥挤，政要匆匆退场，行刺未能得手。
第二次是1935年春，国民党在江西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华克之前去打探，但因警戒太严而放弃行动。
第三次便是孙凤鸣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杀汪精卫一事。华克之在信中说，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事件是经过多次研究后决定的。
人选——
为何是孙凤鸣执行刺杀？
那么，这次刺杀行动为何是孙凤鸣出手呢？在孙大林和华克之的信中，以及华克之与当地一位研究这段刺杀历史的研究员董尧的交流中，扬子晚报记者摸清了这其中的脉络。
孙凤鸣原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因为家中贫困，他只上过几个月的冬学(抗战时期的一种群众教育机构)，16岁出外谋生，投身国民革命军。在十九路军中，他由战士升至班长、排长、代理连长。华克之在信中说，其间，孙凤鸣练得一手好枪法，可“百步穿杨”。由于在军队中耳闻国民党对外不抗日，却把精力集中在对内发动战争上，孙凤鸣以及几位热血青年决心将矛头对准国民党政要。
曾经担任铜山县政协文史办主任的董尧，曾就行刺事件与华克之进行过多方面的交流。他告诉记者，华克之、孙凤鸣、贺坡光、张维等人经常在出租房(他们自称其为危楼)内谈论时事交流思想。
孙凤鸣意志坚定，坚持要怀揣利刃充任荆轲，他表示高超的射击对刺客来说最为重要，以此说服其他人。最后，大家考虑到孙凤鸣的思想、道德、情操、胆识都相对更突出，于是决定遂其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