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曾使两国短暂交好，却又成为彼此剑拔弩张的根本原因
赵山河
沙特阿拉伯9月1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行动阻止叙利亚政府的“暴力行动”，表示沙特将努力组建一个阿拉伯联盟，以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空袭叙利亚提供政治支持。
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叙利亚内战，沙特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为耐人寻味。在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传记中，作者帕特里克曾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现代沙特王国的创始人，老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临终之时，曾对围拢在他病床前的儿子们说，为了保卫沙特的利益，一定要“盯紧叙利亚”。虽然这段传奇是否真实难以论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两国长期的互动之中，双边关系已经被经常彼此对立的利益诉求深深地侵害。
叙利亚一直以自己是一个世俗共和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堡垒为豪，并一直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沙特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制国家，笃信瓦哈比教派，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伊斯兰的守护者，并且一直与美国和西欧保持着广泛的联系。
特别是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在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冷战的影响之下，叙利亚和沙特坚定地分列于彼此敌对的阵营。每一个国家都热情款待对方的反对派，在对外宣传中激烈竞争，并且扩充自身的联盟。
这样的对立在两国关系的早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面对这一情况，与纳赛尔一向对立的沙特国王费萨尔联合美国和约旦，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1961年，它们的离间工作终于大功告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崩离析。
在当时，这件事极大地恶化了沙特与叙利亚的双边关系。但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随着纳赛尔的离世和阿萨德在叙利亚的崛起，沙特与叙利亚的双边关系开始了过山车般的戏剧性变化。而这一切，要从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的哈菲兹·阿萨德说起。
从1963到1970年，短短几年间，阿萨德实现了人生的跨越。作为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党员，阿萨德在这几年中发动了3次政变，而且奇迹般地全部成功了。他本人也由一名来自少数族裔（伊斯兰教阿拉维教派）的官僚一跃成为叙利亚总统，并连任4届，成为20世纪后期中东地区在位时间最久的领导人。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叙利亚社会复兴党在1970年阿萨德政变上台之后，便开始了向实用主义的转型。复兴党格外强调对于军队尤其是年轻军官的控制，因而在军队中，复兴党支持率一直较高。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意识形态党派来说，复兴党既不像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那样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和过分亲西方，也不像叙利亚共产党那样，与苏联维持过于亲密的联系。但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其斯大林主义的民族革命色彩仍旧比较浓重，其追求民族独立自主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同时期激进的萨拉非主义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建国的意愿。因此，在反对犹太人巴勒斯坦建国、反对英美法苏干预阿拉伯地区政治等问题上，叙利亚这一阿拉伯民族主义治下的世俗政府与瓦哈比主义影响下的沙特阿拉伯竟然持有非常一致的态度。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体现在战略目标上，便是武力反对以色列建国，并将阿拉伯半岛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
当时的沙特国王费萨尔为了化解由埃及所主导的泛阿拉伯主义对于沙特的压力，也开始积极拉拢叙利亚，并为此不惜砸下血本，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每年给叙利亚多达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于是，双边关系在几年之内似乎又热络起来。
意识形态为两国关系的转暖创造了契机，但同样也潜伏着埋葬两国关系的毒刺。毕竟，无论两国如何走近，世俗政权和君主政权的对立仍然显而易见，对于阿萨德政府以及复兴党来讲，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反对其执政的主要力量就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城市中下阶层的逊尼派穆斯林在日渐强大的瓦哈比主义影响下，从1976年开始不断在叙利亚境内制造恐怖袭击。1982年2月发生在西部城市哈马的暴乱成为这些事件的一个高潮：阿萨德认为叛乱是由沙特境内的穆斯林兄弟会暗中指使发动的，对哈马的逊尼派穆斯林进行了强力镇压，导致上万人被杀。叙利亚此举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