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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斩获舆论阵地:推荐文章在《大公报》发表

2014-02-26 12:05:02 来源: 湖南日报  作者:
摘要:这一年,他又一次赴上海,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人物之一。会外,他发出了“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的预言。随后,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后改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

图①上海一大纪念馆的代表蜡像(站立者为毛泽东)。

图②毛泽东一大会议期间住址——上海博文女校。

图③上海一大会议旧址。

图④嘉兴南湖一大开会的船。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1921年,毛泽东28岁了。

  过完这一年,他就步入中年阶段了。

  这一年,他又一次赴上海,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人物之一。会外,他发出了“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的预言。

  随后,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后改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记。一年之后,他辞去一师的附小主事和国文教员工作,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以他的全副精力和智慧从事他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理想的实践了,也是为了实现他的预言。

  1

  足迹:博文女校,一大毛泽东下榻处

  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白尔塔路389号(今大仓路127号)博文女校住进了一个“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

  说是都来自北京大学,其实这中间许多人互不认识。怪不得,他们分别是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董必武,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他们是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参加“一大”的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而会场却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内,也就是当今人们看到的“一大”会址。

  正因为这样,现在的“一大”纪念馆其实是三个馆组成,即“一大会址是一馆,陈独秀寓所是二馆,博文女校是三馆”。

  在博文女校,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前半间,其他代表则分住西面沿街的三小间。

  这三个馆,还有嘉兴南湖上那条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全过程。

  其实,从长沙到上海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早就在“攻城略地”。

  2

  足印: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在县衙

  据记载:民国初年的长沙县知事府在今府后街一带,是将清代的长沙府衙门“改”成的,并将原府署大门一带拆除改建,形成两条新街,分别取名为长治路和长康路,取“长治久安”之意。只是,这个知事府的建筑已无从寻觅。

  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策划”的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就在县知事府召开。“民间会议”能搬进官家衙门,因为参会人员除毛、何、彭这样的“在野”人士外,更有谭延闿政权中易培基、姜济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何况此时的姜济寰是这个衙门的主人——县知事。

  在马克思主义被诬指为“过激主义”、苏俄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的社会大背景下,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这种团体,实在有点冒险。但是,“在广大青年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实在太大了。湖南许多青年都想向外找出路,他们都向往俄国,想到俄国去。”这正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好时机,毛泽东等岂能错过?让思想开明、官家身份的易培基、姜济寰们在前面挡着,行事也就方便多了。

  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内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姜济寰任总干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彭璜任庶务干事。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不久,第一批留俄学员就于9月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他们是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接着,是彭述之、张学琅于10月初,刘少奇等7人在10月底赴上海。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最多的时候约50人,湖南占22人。

  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日后都成了中共重要干部,甚至领袖,这个“研究会”居首功。

  3

  足印:“通俗报”握在“我”手里

  早期的湖南共产党人,自己没有公开的报刊,而是利用合法的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聘请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日报》,聘请周世钊、熊瑾玎、罗宗翰为编辑,邀毛泽东参加编辑会议,让公开合法的《通俗日报》变成为“我”服务的报纸。

  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他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将《通俗教育报》改名为《湖南通俗报》。接着,他提出办这份报纸的基本方针:“通俗报是对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

  如此,这份报纸也就姓“共”了。毛泽东等有意“移花接木”,当局的人也非愚不可及。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则把此看成对赵政权的严重威胁,向赵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

  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这份“通俗报”又恢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4

  足印:告诉工人“我们顶天立地”

  人们在描写青年毛泽东的电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上课,首先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二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接着,他将二字连起来就变成“天”了,并告诉大家,我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

  这其实是一个真细的细节。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以后,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触角延伸到工人农民中了。他在一师附小部恢复了工人夜学,招收附近工厂的工人,学习文化,启发他们觉悟。其实,办工人夜学是毛泽东的“传统项目”,早在他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时,就操办过工人夜学,担任夜学的“管理”职务,大到教学方法的革新,小到“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三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的小事都“管”。因此,到毛泽东在一师毕业时,学校附近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都认“毛先生”,是他们的的好老师、好朋友。这一次恢复工人夜学,他可谓轻车熟路。只不过,他把办工人夜学与启发他们觉悟结合起来了。

  有人回忆,毛泽东常打扮成工人模样,到工人集聚的地方,同他们接近、喝茶、交谈。一天,他在小吴门外的铁路上散步,遇到火车修理厂工人陈帝广。毛泽东与陈聊“家常”,谈得好不开心。陈帝广邀毛泽东去他住的地方“玩”,经陈介绍,又认识了许多工人朋友。毛泽东提议,办个工人夜校,教他们识字,大家很赞成。随后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创办了工人夜校,派遣余盖、郭亮任工人夜校教员。后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批夜校学生,个个都是骨干、先锋分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已开辟了新的阵地。

  5

  足印:《大公报》也是一块阵地

  毛泽东斩获的还有另一块阵地——舆论。

  《湖南通俗报》被赵恒惕们“复辟”了,没有舆论阵地怎么办?

  毛泽东们自有办法。湖南《大公报》是份民营报纸,其中成员思想、立场各异,但毛泽东和这家报纸颇有“缘”。

  他和这家报纸的主笔兼编辑张平子、龙兼公既是湘潭老乡,又是政治盟友——如“驱张”、“自治”、新民学会和办文化书社等活动中,还是“新闻同仁”——毛泽东做过大公报的“特约撰述人”和“特约记者”,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利用和这家报纸的关系,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将《共产党》月刊上的许多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

  毛泽东利用所有的机会和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影响。

  6

  足印:6月29日秘密赴上海

  在中共“一大”前,湖南的共产党组织虽然还像压在石头下的小草,虽然不能伸腰舒腿地自由发展,可其根已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延展着。

  这样,也就引起了上海中共一大筹备“机关”的注意。

  据唐春元在《毛泽东的81个第一次》中表述:“1921年6月底,毛泽东接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要求湖南早期组织推举两名代表,即日赴沪”,出席中共“一大”。经过毛泽东、何叔衡、夏曦、彭璜、易礼容、郭亮等推举,毛泽东和何叔衡当上代表。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赴上海。对此,《谢觉哉日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注:‘OOOOO’意为‘共产主义者’)之召。”当时,何叔衡遭受赵恒惕政府的通缉,只能秘密出发。他刮去了平日蓄着的胡须,头戴遮阳帽,遮盖了半个脸部,匆匆地走向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武汉的小火轮。毛泽东则手拿一把雨伞,肩背一只布袋,也是行色匆匆。

  他们的旅费是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措的。解放后,谢觉哉是如此回忆毛、何出发时的情景:“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们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那座欧式风格的两层楼房里,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刻来到了——中共“一大”开幕,开天辟地的大事发生了。

  毛泽东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政治层面践行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

  7

  足迹:嘉兴南湖,发出一个伟大预言

  7月23日夜间8时许,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楼下餐厅开幕。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发言,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包括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经验教训。

  会议期间,毛泽东忠于职守,认真作好记录。包惠僧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说,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李达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掉湖南人的土气。但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健谈好辩……”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员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南湖会议期间,毛泽东告诉同行好友萧子升:“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 毛向萧作出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可萧子升当时认为,这简直是空口说白话。可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不仅正确,而且伟大。

  (记者 文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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