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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稳定还是停滞?

2014-01-15 00:01:55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摘要:核心提示: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一方面耗尽了1920、19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动员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使苏联积聚了大量危机因素,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苏联走进衰亡的时期。这一历史定位,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特点

核心提示: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一方面耗尽了1920、19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动员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使苏联积聚了大量危机因素,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苏联走进衰亡的时期。这一历史定位,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特点,从而也就找到了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地位。

本文摘自:人民网,转引自:《同舟共进》,作者:陆南泉,原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倒退》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一时期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稳妥的改革。因此,在1991年底苏联剧变后,在研究其原因时,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并不那么重视。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日益认识到这个时期与苏联发生剧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总产值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7。4%。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站稳了脚跟。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而改用“完善”一词。俄罗斯学者说得好,这一改变是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触动政治体制,而且出现了不少倒退,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首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后期,这种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政治局作出决策,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随着勃列日涅夫地位的巩固与加强,他总揽了党、政、军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都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发指示,大大削弱了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二是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三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其次,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作出决定。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中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

二、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编造历史夸大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自己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吹捧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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