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向党争权，是说粟裕对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用不用国防部署名。这件事的事实经过是：原来，中央军委是通过各总部签署下发命令指示，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国防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彭要求，中央军委下发的命令指示，有的要用国防部署名下发。中央军委办公机关也是国防部办公机关，但由于中央军委与国防部对内对外下发的文件有所区别，哪些用国防部署名下发，哪些不用国防部署名下发，没有明确规定。粟裕常常因下发文件的署名问题，受到责难。使粟裕在工作上左右为难，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粟裕为此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希望有个明确的指示，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一份《国防部与总参的职责条例》。粟裕遵照指示，起草了五次条例稿，这是正常的工作。有人竟把粟裕用不用国防部署名和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起草职责条例，说成是粟裕向党争权。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对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有不同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1946年6月，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外线出击，要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粟裕提出建议在根据地先打一仗，然后兵出淮南。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才有了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这对中央调整解放战争初期战略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1月，党中央战略决策要粟裕率1、4、6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粟裕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才有了豫东战役的重大胜利，也为后来的淮海战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此，没有人说粟裕反党不听党中央指挥。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下发的文件用不用国防部署名这个问题，就说粟裕向党争权，这在党内、军内、民主作风上说都是不正常的。
所谓的阴谋争军权，事实经过是：粟裕就任总参谋长后，身为总长，从当时的国际军事形势出发，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指定几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平时工作由各军区领导，但不列入各军区作战计划，战争时由统帅部统一调动。军委有的领导不同意，说解放军都归中央军委统一领导指挥，一旦战争爆发，可以临时抽调几个军组成战略预备队。粟裕说:“一旦战争爆发临时组织战略预备队，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机动受阻，将会延误战机。”当时，粟裕的意见未被采纳。若干年之后，中央军委决定指定几个军组成战略预备队，这与粟裕之前提出的建议是相同的。这种纯属工作范围的事，怎么能说成粟裕阴谋争军权呢?
所谓的告洋状，是说1957年粟裕在访问苏联时，向苏方提出要苏联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书面材料。事实经过是：粟裕访问苏联是参加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代表团，访问中代表团有这样的安排，代表团中的各位成员，对口拜访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鉴于总参负责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条例》，从吸取外军经验出发，趁这次访问拜访的机会，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参谋长说没有现成的材料，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除此之外，没有谈其它问题。这次会见，除了见面寒喧谈友好外，谈正事只有5分钟时间，加上翻译的时间，总共就二十多分钟。之后，苏方于1958年3月向我方提供了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书面材料。这次拜访一事，1958年批粟裕时被说成粟裕告洋状，还有人上纲上线说粟裕里通外国。粟裕拜访苏军总参谋长一事，有翻译在场作证，怎么能说成告洋状呢？5分钟能告洋状、里通外国吗？
所谓的将帅不和，是说粟裕对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元帅不尊重，不听他们指挥，与他们关系搞不好。实际情况是彭德怀、聂荣臻、陈毅都是粟裕的上级，粟裕对他们在工作上都是十分尊重的，对他们的指示决定都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粟裕是个善于思考、看出问题敢于直言的人，有时对他们的指示决定的问题有些不同的看法、提些建议，这在工作上、上下级关系上、党内民主上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不存在对他们不尊重、不听他们指挥、关系搞不好，、反党反领导的问题。
粟裕与彭德怀。彭德怀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2年7月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对彭德怀的战功和为人是非常钦佩的。粟裕1951年11月2日奉命调任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提任总参谋长。在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对彭是非常尊重的，对彭的指示决定，都认真贯彻执行。
粟裕与聂荣臻。1951年11月，粟裕奉命调任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是代总参谋长。在聂代总长领导下，粟裕分管海、空军和特种兵及作战训练等工作，协助聂代总长做好本职工作，对聂代总长是非常尊重的，工作相处是很融洽的。
所谓的告阴状，是说粟裕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的事。粟裕到总参报到后，晋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毛主席指示粟裕，每半月要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遵旨照办。聂代总长关心爱护毛主席等领导工作太忙，交代粟裕副总长、作战部长张震不要事无巨细每次报告，干扰他们的工作。这样，粟裕执行向毛泽东直接汇报的规定就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总部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报告也少了。1952年7月，毛主席召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副主席和聂代总长、粟裕副总长及作战部长张震等开会。毛主席说：以前我能看到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见不到了。党、政、民系统的东西很多，一桌子菜都吃不完，军事系统却看不到，干饿。作战部长张震把报告少一事自己承担起来，说:主席工作很忙，为了不干扰主席工作，就未送。主席很生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详情见"张震回忆录"上册507、508页)。粟裕感到自己作为副总长、总参领导人之一，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自己有责任，也没有执行好每半月向主席汇报一次工作的要求，于是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检讨了未向毛主席按时报告的错误，并写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他教育很大。毛主席看到粟裕的检讨报告，在报告上批了“这个报告很好”，而且肯定了粟裕来总参后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做了批评。对此有人说，粟裕告阴状，使聂代总长又受到了批评。这件事，粟裕无论是从本职工作，还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毛主席直接写检讨报告都是可以的，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符合组织原则的。粟裕的为人，从来没有在人背后搞过鬼，也没有任何两面派的行为。粟裕写检讨报告是检讨自己的问题，根本想不到聂代总长会又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这怎么能说成是告阴状呢？
